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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，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，则天不能贫，养备而动时，则天不能病；修道而不贰，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，寒暑不能使之疾，袄怪不能使之凶。
自然界的运行有其恒常的规律，不会因为尧的圣明而存在，也不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。用合理的措施去顺应它就会吉祥，用混乱的措施去对待它就会遭殃。加强农业生产且节约用度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穷；衣食充足且活动适时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患病；遵循道义而坚定不移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祸。所以，水旱灾害不能使人挨饿，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，自然怪异不能使人凶险。
本荒而用侈，则天不能使之富；养略而动罕，则天不能使之全；倍道而妄行，则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，寒暑未薄而疾，袄怪未至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，而殃祸与治世异，不可以怨天，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，则可谓至人矣。
反之，如果农业荒废且用度奢侈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富裕；衣食不足且活动稀少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健康；违背道义而胡作非为，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吉祥。于是，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会挨饿，严寒酷暑没有逼近就会生病，自然怪异没有出现就会凶险。所遇到的天时与治世相同，但遭受的灾祸却与治世大异，这不能够埋怨上天，是人的行为方式造成的。所以，明白了自然与人的分际，就可以称为至人了。
不为而成，不求而得，夫是之谓天职。如是者，虽深，其人不加虑焉；虽大，不加能焉；虽精，不加察焉：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。天有其时，地有其财，人有其治，夫是之谓能参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，则惑矣。
不用人为就能完成，不去寻求就能得到，这叫做自然的职能。像这样的事情，即使道理深奥，那至人也不会去多加思虑；即使影响广大，也不会去多加干预；即使道理精妙，也不会去多加考察：这就叫做不与自然争夺职能。天有它的时令季节，地有它的资源财富，人有他的治理方法，这就叫做能够与天地相互配合。如果舍弃人自身能够配合天地的努力，却一味寄希望于天地本身，那就是糊涂了。
列星随旋，日月递照，四时代御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，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神。皆知其所以成，莫知其无形，夫是之谓天。唯圣人为不求知天。
星辰旋转，日月交替照耀，四季轮流主宰，阴阳二气化生万物，风雨普遍施与，万物各自得到自然的和谐而生长，各自得到自然的滋养而成熟，看不见它们是如何工作的，却能看到它们的功绩，这就叫做神奇。世人都知道万物生成的样子，却不知道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，这就叫做天。只有圣人不强求去了解那神秘莫测的天。
天职既立，天功既成，形具而神生，好恶、喜怒、哀乐臧焉，夫是之谓天情。耳目鼻口形能，各有接而不相能也，夫是之谓天官。心居中虚以治五官，夫是之谓天君。财非其类，以养其类，夫是之谓天养。顺其类者谓之福，逆其类者谓之祸，夫是之谓天政。
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，自然的功绩已经成就，人的形体具备而精神随之产生，好恶、喜怒、哀乐等情感都蕴藏其中，这就叫做自然的情感。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身体，各自有接触外物的功能而不能互相替代，这就叫做自然的感官。心居于胸腔之中来管理五官，这就叫做自然的主宰。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来供养人类，这就叫做自然的养育。能顺应人类需求的叫做福，违背人类需求的叫做祸，这就叫做自然的政令。
暗其天君，乱其天官，弃其天养，逆其天政，背其天情，以丧天功，夫是之谓大凶。圣人清其天君，正其天官，备其天养，顺其天政，养其天情，以全其天功。如是，则知其所为，知其所不为矣，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。其行曲治，其养曲适，其生不伤，夫是之谓知天。
如果蒙蔽了自然的主宰，扰乱了自然的感官，废弃了自然的养育，违背了自然的政令，背离了自然的情感，从而丧失了自然成就的功绩，这就叫做大凶。圣人则澄清自己的心智，端正自己的感官，完备自然的供养，顺应自然的政令，调养自然的情感，以此来保全自然成就的功绩。像这样，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，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了，那么天地都能被掌管而万物都能被役使了。他的行为处处都合理，他的供养处处都恰当，他的生命不受伤害，这就叫做真正了解了天。
故大巧在所不为，大智在所不虑。所志於天者，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；所志於地者，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；所志於四时者，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；所志於阴阳者，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。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。
所以，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，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。对于天的认识，是根据它所显现的天象来预测变化；对于地的认识，是根据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来安排繁殖；对于四季的认识，是根据它们所显现的节律来安排农事；对于阴阳的认识，是根据它们所显现的和谐状态来治理事务。让专人掌管观察自然现象，而圣人自己则坚守治理人世的大道。
治乱天邪？曰：日月、星辰、《瑞历》，是禹、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天也。
国家的治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？回答说：日月星辰、历象节令，这些自然现象在圣君大禹和暴君夏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。然而，大禹使天下安定，夏桀却使天下大乱。由此可见，国家的治乱并非由上天决定。
时邪？曰：繁启蕃长於春夏，畜积收臧於秋冬，是又禹、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时也。
是由四季时令造成的吗？回答说：万物在春夏季节萌芽、生长、繁茂，在秋冬季节收获、储藏、积累，这种自然规律在大禹和夏桀的时代也是相同的。大禹借此实现了大治，夏桀却招致了祸乱。所以，国家的治乱并非时令造成的。
地邪？曰：得地则生，失地则死，是又禹桀之所同也，禹以治，桀以乱，治乱非地也。
是由土地条件决定的吗？回答说：拥有土地万物就能生长，失去土地万物就会消亡，这个道理对大禹和夏桀也是相同的。大禹用它开创了治世，夏桀却导致了乱世。因此，国家的治乱也并非土地决定的。
《诗》曰：“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，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《诗经》上说：“上天生成高高的岐山，太王（古公亶父）苦心经营它；他奠定了基业，文王又使它安定繁荣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，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。天有常道矣，地有常数矣，君子有常体矣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。《诗》曰：“何恤人之言兮！”此之谓也。
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，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遥远就缩小面积，君子也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哗反对就停止自己的正道之行。上天有其恒常的规律，大地有其不变的法则，君子也有其坚守的行为准则。君子遵循其恒常的准则，而小人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功利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言碎语呢！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楚王后车千乘，非知也；君子啜菽饮水，非愚也：是节然也。若夫心意修，德行厚，知虑明，生於今而志乎古，则是其在我者也。
楚王出随从的马车多达千辆，并非是因为他聪明；君子吃豆粮、喝白水，也并非是因为他愚笨；这都只是机缘时运造成的偶然情况。至于思想端正、品德高尚、谋虑精明，生在当今之世而心志追慕古代的贤人，这些则是取决于我自己努力的事情。
故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；小人错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进也；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。
所以，君子严肃认真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身的事情，而不去仰慕那些由上天命运决定的事情；小人则舍弃那些取决于自身的事情，去仰慕那些由上天命运决定的事情。正因为君子严肃对待自身的事情而不仰慕天命，所以每天都不断进步；小人因为舍弃自身的事情而仰慕天命，所以每天都不断退步。君子之所以日益进步和小人之所以日益退步，原因是一样的。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
星队、木鸣，国人皆恐。曰：是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，怪之可也，而畏之非也。
流星坠落、社树发声，全国的人都感到恐惧。有人问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答说：这没有什么，这只是天地的常规变动、阴阳二气的正常转化，是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。觉得它奇怪，是可以的；但害怕它，就错了。
夫日月之有蚀，风雨之不时，怪星之党见，是无世而不常有之。上明而政平，则是虽并世起，无伤也；上闇而政险，则是虽无一至者，无益也。夫星之队，木之鸣，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，怪之可也，而畏之非也。
日食月食的发生，狂风暴雨不合时节的突然袭击，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，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。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，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，也没有什么妨害；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，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，也毫无裨益。那些流星的坠落、树木的发响，确实是天地阴阳的变化中罕见的现象。觉得奇怪，是可以的；但害怕它，就错了。
物之已至者，人袄则可畏也。楛耕伤稼，耘耨失岁，政险失民，田薲稼恶，籴贵民饥，道路有死人，夫是之谓人袄。政令不明，举错不时，本事不理，夫是之谓人袄。礼义不修，内外无别，男女淫乱，则父子相疑，上下乖离，寇难并至，夫是之谓人袄。
在已经发生的事物中，真正值得畏惧的，是“人祅”（即人为的灾祸）。粗劣的耕作伤害庄稼，马虎的锄草影响收成，政治险恶失去民心，以致田地荒芜、庄稼歉收，米价昂贵百姓饥饿，道路上有饿死的人。这就叫做人祅。政策法令不明确，国家举措不合时宜，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。如果征发劳役不顾农时，那么牛马就会生出怪胎，六畜就会出现反常现象。这也叫做人祅。礼义不加整顿，家庭内外没有界限，男女关系淫荡混乱，以致父子互相猜疑，君臣离心离德，外患内乱同时到来。这同样叫做人祅。
袄是生於乱，三者错，无安国。其说甚尔，其灾甚惨。勉力不时，则牛马相生，六畜作袄，可怪也，而不可畏也。
这些人为的灾祸都源于社会政治的混乱。如果上述三类人祸交错发生，国家就不得安宁。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浅近，但它们带来的灾难却异常惨重。至于那些因为征发劳役违背农时，而导致的牛马生出怪胎、六畜出现反常等现象，这些可以觉得奇怪，但并不可怕。
传曰：“万物之怪，书不说。无用之辩，不急之察，弃而不治。”若夫君臣之义，父子之亲，夫妇之别，则日切瑳而不舍也。
古书上说：“人间的各种怪现象，经书是不作解说的。”没有用处的辩说，并非急需的考察，应该抛弃不去研究。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、父子之间的亲情、夫妻之间的区别，则应该每天深思钻研，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
雩而雨，何也？曰：无何也，犹不雩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，天旱而雩，卜筮然后决大事，非以为得求也，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为文，而百姓以为神。以为文则吉，以为神则凶也。
举行求雨的祭祀仪式后就下雨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仪式也会下雨一样。出现日食月食便去抢救，遇到天旱便去祈雨，通过占卜然后决定重大事项，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真的能祈求到什么结果，而是用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文饰。所以，君子将这些活动视为一种文饰，而老百姓则把它们看作是神灵之事。把这些活动当作文饰（以引导和教化百姓）就会带来好处；但如果真的相信它们有神灵之力，那就会招致祸患了。
在天者莫明於日月，在地者莫明於水火，在物者莫明於珠玉，在人者莫明於礼义。故日月不高，则光晖不赫，水火不积，则晖润不博；珠玉不睹乎外，则王公不以为宝；礼义不加於国家，则功名不白。
在天上的东西，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；在地上的东西，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；在万物中，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；在人类社会中，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。所以，日月如果不高悬空中，它们的光辉就不会显赫；水火如果不积聚，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博；珠玉的光彩如果不显露于外，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当作宝物；礼义如果不施行于国家，那么它的功业和名望就不会显扬。
故人之命在天，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，好利多诈而危，权谋、倾覆、幽险而尽亡矣。
因此，个人的生命取决于如何对待自然（即遵循规律），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是否实行礼义。统治人民的君主，尊崇礼义、敬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，重视法度、爱护百姓就能称霸诸侯，贪图私利、多行欺诈就会陷入危险，玩弄权术、搞颠覆、阴暗险恶就会彻底灭亡。
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？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？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？因物而多之，孰与骋能而化之？思物而物之，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？愿於物之所以生，孰与有物之所以成？
与其推崇上天而思慕它，何如将天当作物质资源来畜养并控制它？与其顺从上天而歌颂它，何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？与其盼望天时而等待恩赐，何如因时制宜而驱使它？与其听任万物自然增多，何如施展人的才能去改造它？与其空想万物为自己所用，何如治理万物而不失去它们？与其寄希望于万物自然生长，何如参与促进万物的成长？
故错人而思天，则失万物之情。
所以，如果放弃人的努力而一味地仰慕上天，那就违背了万物的本性和情理。
百王之无变，足以为道贯。一废一起，应之以贯，理贯不乱。不知贯，不知应变，贯之大体未尝亡也。
历经百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，足以成为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。朝代有衰亡有兴隆，但都要用这个根本原则去应对。用这个原则来治理，国家就不会混乱。如果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则，就不知道如何应对变化。但这个原则的主体是永远不会消亡的。
乱生其差，治尽其详。故道之所善，中则可从，畸则不可为，匿则大惑。
天下大乱，是因为运用这个原则时出现了偏差；天下大治，则是因为将这个原则周详彻底地贯彻了。所以，以“道”为标准来衡量，行事适度就可以遵从，偏离正道就不可行，完全违背就会导致极大的迷惑。
水行者表深，表不明则陷；治民者表道，表不明则乱。礼者，表也。非礼，昏世也。昏世，大乱也。
涉水的人依靠标志来探测深度，如果标志不明确，就会沉溺溺水；治理百姓的君主，要以“道”作为标准。如果标准不明确，国家就会混乱。“礼”就是治理国家的这个标准。违背了礼，就是昏暗的时代。昏暗的时代，必然是大乱的时代。
故道无不明，外内异表，隐显有常，民陷乃去。
所以，“道”的各个方面没有不明确的，它对内外之事有不同的标准，对隐微和明显的行为都有恒常的规定，这样，百姓的灾祸就可以免除了。
万物为道一偏，一物为万物一偏，愚者为一物一偏，而自以为知道，无知也。
万事万物都只是“道”的一个方面，一种事物又是万事万物的一个方面。愚蠢的人只认清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，就自以为懂得了“道”，这实在是太无知了。
慎子有见於后，无见於先；老子有见於诎，无见於信；墨子有见於齐，无见於畸；宋子有见於少，无见於多。
慎子（慎到）只看到了后发制人、循名责实的一面，而没有看到积极引导、率先垂范的一面；老子只看到了委曲求全、以柔克刚的一面，而没有看到积极进取、有所作为的一面；墨子只强调普天之下一律平等的一面，而忽视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异的一面；宋子（宋钘）只看到人的欲望寡少的一面，而忽视了人也有正常且多样的欲望需求的一面。
有后而无先，则群众无门；有诎而无信，则贵贱不分；有齐而无畸，则政令不施，有少而无多，则群众不化。
只讲后发制人而不讲率先引领，那么群众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门径；只讲屈从退让而不讲伸张进取，那么贵贱之间的等级就无法区分；只讲绝对平等而否定差异，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（因为赏罚无法实施）；只承认欲望寡少而否认欲望众多，那么群众就得不到教化引导。
《书》曰：“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此之谓也。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不要凭个人的喜好行事，要遵循先王的大道；不要凭个人的厌恶行事，要遵循先王的正路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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